诗意可以诞生在任何时刻。一次放学后，他们小心地绕过庄稼和烤烟苗，踩在嘎吱作响松果和杉木叶上。他们嬉笑着，朝对方脸上吹蒲公英，往对方身上挂带刺的合欢叶子。

　　那时正值傍晚，远山连绵，炊烟飘进云里。原本在人群中内向、瘦弱的男孩袁方顺，漫不经心地吟起刚作的诗：“金黄的夕阳/天空无处藏/眉眼形如弓/做（坐）着剥莲蓬。”他解释，“云朵是太阳的眉眼”。

　　一只金龟子爬到他手上。他顺从地让它爬上胳膊，然后微微倾斜手臂，引它爬回叶子。

　　他是班上最“高产”的“小诗人”，3年里用掉了10个诗歌本。他的母亲和父亲离婚已经两年，他不愿再提起对妈妈的想念。但他还是会读自己写的那首诗：

　　“以前你是春天的光彩/可你离开了我/我在柳树上贴着‘妈妈我想你了’/流水像你的头发随风飘扬/鹅卵石也有你的微笑。”

　　他所在班级叫“六年级”，71名学生刚刚好挤满教室。3年前，语文老师龙正富开始在班上教诗歌课。从此，每天都会有人把新写的诗悄悄递给他。

　　如果只从学习上看，他们并不算优秀：4个乡镇的35个班中，他们成绩并不理想，语文和数学的平均分在60分左右浮动。他们脸上总带着泥土和“高原红”，看着无忧无虑——课间爬到树上捡羽毛球拍，在开裂的操场上跳皮筋、跳绳，上课铃一响，就把手里的篮球随意扔进草丛。有老师形容授课像“牵着蜗牛散步”。

　　但他们会写沉甸甸的诗，有关死亡、离别和思念。班里有39名学生没有父母陪伴，他们的父母离异，或去世，或全部出去打工。

　　在这里，诗可能随时诞生，也可能随时消亡：有的孩子的诗歌本被爷爷点烟时烧了；有的孩子本子掉在地上忘记捡，被其他同学扫进了垃圾桶。曾经有场暴风雨吹开老旧的木门，把贴在图书室后墙的诗全打湿。

　　但他们总说“诗歌很重要”，就连一名坐在最后一排、经常上课睡觉的女孩，也说自己“懂诗”，会给其他人提建议。“那些写出来自己真实心情的（诗），我觉得才是好的。”

　　他们说，诗歌是光，是相机，是日记本，是好朋友。

　　“可以什么也不做”

　　在龙正富的诗歌课上，他上来就说，“你可以做很多事，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71名孩子发出的噪音轻松盖过了他的声音。课桌下的小手攥着飞行棋子、扑克牌，不时有矿泉水瓶飞过课桌。

　　即使是写诗，孩子们的嘴和双手也不会停歇。诗歌本在脏兮兮的小手里传来传去。总有人拍拍同桌、或者扭头问后桌，“这个字怎么写”。有人刚写完，身边的同学就抢过本子读，还“热心”地朝龙正富挥手，让他来“欣赏”。

　　课堂上，龙正富总把身体压得很低，很少输出观点，只是不停发问，“你看到了什么？”“你喜欢他的表达吗？”“所以别人喜不喜欢重要吗？”

　　40分钟过去，PPT还停留在第一页的图画上。不停有学生站起来分享自己的观察。“你们说得太好了，我觉得（我）真的不敢多说”，他在讲台上激动地攥着手。

　　下课后，孩子们追着给他看诗。龙正富坐在厚厚一沓本子旁，轻轻读出声，拍照，然后慎重地写上批语。即使有些句子平平无奇，他也会划上波浪线，在旁边点上感叹号。评语大多无关好坏，多是一些他对诗里情感的回应。

　　有孩子写，“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房里/使我每天都露出了/牙。”他批，“老师也开心”。有孩子写，“我走在路上/发现/我的影子一直/悄悄跟着我。”他写，“当我们停下脚步，留心周围，也就开始关注自己，关注生命。”

　　开始上诗歌课前，龙正富没读过什么诗。他认为好诗就是“爱国”“坚强”“正能量”，“别说国外的（诗人），就连北岛、顾城，听都没听说过！”

　　接触诗歌课源于一次偶然。2019年，公益组织“是光”和黔西市教育局合作，给当地的乡村教师提供诗歌课程和培训。申请表发下来，老师们“都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校长转给教导主任，教导主任转给龙正富。龙正富边想边填，直到晚上才填完。

　　之前，老师们要用尺子才能让这个班安静。龙正富没用过。他让孩子们读泰戈尔、纪伯伦、希尔弗斯坦、古川俊太郎、金子美玲，在早读、课间、或者是午休时。他不要求齐读，而是让他们七嘴八舌地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味道”。

　　龙正富班上的孩子们语文基础不好，拼音不熟练、卷子上的阅读题空了大片，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创作。碰上不会写的字，有的孩子口述、让同学“代笔”，有的则用手机语音转文字，再自己抄下来。

　　“诗歌就像一个好玩的游戏”，一位男生说。他是班上最调皮的男生之一，有时成绩只有10多分。在班主任眼里，他成绩不好，但在劳动的时候很积极，主动拿着铲子去厕所掏粪坑，粪水溅到身上也不介意，“每个人不是十全十美，也不是一无是处”。

　　“是光”组织会定期遴选孩子们的诗，颁发奖品。这个男生的诗虽然没得过奖，但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是看到一只陌生的小狗被撞死后写的。“当我的小狗出车祸时/我会用我的手/轻轻地/抱起来/当我看见它的身体时/我的泪眼/瞬间掉在我的心上。”

　　“在诗里，我可以自由地表达”

　　龙塘小学所在的重新镇“一没厂二没矿”，这里土地破碎，小麦和玉米收成都不好，主要产业是烤烟，10亩的年收入也不到2万元。

　　大部分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国道旁的墙上涂着醒目的蓝底白字标语，“外出务工要注意，子女照护要委托”。

　　龙正富说，如果没有诗歌，他很难获得孩子们的信任。之前很多孩子的情绪会在某一天突然变化，比如突然不说话、或者在课上掉眼泪。他问孩子为什么，孩子什么也不说。

　　3年前他开始上诗歌课，他带着孩子们读诗、写诗。一学期结束，孩子们写出的只是“流水账”，但他耐心地给每首诗拍照、写评语，之后的2年里换了3个手机，每个手机里都有几千首诗歌。

　　慢慢地，孩子们放下了防备。一个孩子原来总是上课睡觉，拿刀片割手臂，从不和龙正富说话。一天深夜，他突然和龙正富发信息，说自己反锁了房门，想从楼上跳下去。

　　后来龙正富了解到，他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不到一岁母亲就离开了家。父亲正准备再婚，电话里只让他好好学习。那段时间母亲想见他，却又托人说，见面时要装作不认识她，要喊她“阿姨”，因为她的新家庭不知道她有过孩子。

　　“我30多岁，如果遇到这种事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你让一个孩子去承担，怎么可能呢？”龙正富说。

　　班上大部分学生家长只有小学或初中学历，他们对于孩子的期待普遍不高，对诗更是没什么概念。林怡是班上的第二名，但她的父亲说：“不希望她有多么优秀，就希望以后圈子好一点，找工作好找一点。” 得知女儿写诗得奖，他们只当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林怡的父亲在邻近的县城帮人盖房，母亲在福建的纺织厂上夜班，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她高高瘦瘦，话少，两绺碎发安静地垂在脸庞。每天回家，爷爷奶奶干农活还没回来，她老练地烧水、煮饭，水烧开，作业也做完了。

　　一个人的时候，她花很多时间发呆。当太阳落在山尖尖上，她就站在猪圈旁的葡萄藤下，望着山，直到太阳的影子从山上消失。“我会想山那边的人，看太阳会不会很近很近？还是说他们面前也有座山，太阳其实是从那座山落下去的？”

　　《月亮》这首诗也是她一个人的时候写的。“把我的小硬币放在纸下/用手电一照/你别告诉别人/我在纸上发现了一个小月亮。”

　　从3岁起，她就习惯了送别外出打工的父母。如今，她的思念藏得很深。母亲上班前给她打电话，她不知道说什么，但也不愿意挂，最后只能没话找话地问，“妈妈你就要上班啦？”

　　“是啊，我们这边天都黑了。”

　　“可我们这边还很亮！”

　　想要看懂她很难。她有两个诗歌本，一个是写记录心情的诗，一个是写给老师看的诗。在那个没人看过的本子上，她把孤独和悲伤化为竹子上的雨珠、踩在脚下的泥土。

　　她说，即使是一些看起来快乐的诗，背后也有不开心的“秘密”，“在诗里，我可以自由地表达。”她很满意大家都读不出来，“我也不想他们知道。”

　　但总有蛛丝马迹藏不住。一位女生说，她在诗里喜欢用“它”，而不是“他”和“她”，来指代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因为动物是没感情的，就算感情太深，总有一天会离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