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部署

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深层的自信和成熟，依赖供给于它的文化世界支撑。显然，中华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是自信的，并以力压群芳的成就显示出恢弘的外在气度。在近代列强和西方文化的硬、软实力挤压中，我们极不情愿地变成了“学生”，甚至“自卑”起来。体用之争的结果是，坚守文化本位的声音无情地淹没在滚滚历史车轮扬起的尘烟中——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却拯救了濒于灭境的中华文化，为之注入新的生命力。世纪之交，深度发展的互联网、每年上亿的出国人次，使得走出封闭圈子的普通中国人深深融入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随之带来的观念撞击渗透至各个层面。百余年精英关注的文化纷争，演化为大众意识中中西好坏、古今优劣的价值选择，日益撬动着国家文化安全的杠杆。《意见》提出的“三个迫切需要”，警人深思，体现文化观上的深远忧患意识。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那么，要建立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一定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结合，同时吸收当今世界文明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

尽管学术和理论上的争论仍将以各种形式延续，但是正如几年前启动的“马工程”一样，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为一项“工程”提出来，说明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多么需要百余年争鸣不已的心沉静下来，实实在在做更多精神文化领域的建设工作。

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复兴梦的引导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建设大业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既有对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之借鉴，亦有对建立“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之启示。《意见》的很多内容，实际上是习近平同志基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一系列重大论述之凝练与落地。

《意见》厘清了人们心头上的许多困惑。我们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文化中有一些不适合现当代的因素自然难免，需要给予其转化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下社会主义文化中、融入到中华民族文化中，就成了既包含历史文化、又涵盖当今文化建设、另借鉴外来文化的整体“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拿今天的完全否定古代的、古代的完全否定今天的，还是拿西方的完全否定中国的、中国的完全否定西方的，都不是“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

“优秀”是从正面讲我们传统文化中有积极的、有益的内容——《意见》的第二部分讲了三个大的方面：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这些是人们比较公认的、能够取得大家共识的内容。用例举的方式阐明其中包含的具体方面，说明还有一些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发掘、来挖掘的内容。自然，“优秀”并不是说，我们今人已经完全弄清楚了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甚至说还可能有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理解（亦或误解）的东西所在。《意见》在“重点任务”的部署首条就是“深入阐发文化精髓”，其中用了一个“深入研究”、四个“深刻阐明”——可以这样说，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还没有“讲清楚”而有待“讲清楚”的内容，努力的空间简直大极了。为此，包裹起来的“神秘化”倾向、某些“宗教化”苗头是要不得的，而能够“讲清楚”，没有身心的投入和实证、没有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文化的坚实背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认为，这一文化工程实施意见的部署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远远突破了过去很多时候仅仅处于学者呼吁层面或零打碎敲的“点缀”“边缘”状况，上升到“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融入生产生活”比如城市文化、乡村文化、企业文化、休闲文化等方方面面。即就“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来说，《意见》指出，要“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提出“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等种种具体措施正是我们一些从事中华文化研究、教育和普及工作者所汲汲以求的；我们同时也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重大。